更根本的是，这一举措将要求政策制定者面对那些往往会分裂教育领域和国家的根本问题。其中包括：
文凭应如何体现出人们是否做好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准备？是否应将门槛设定为“大学入学准备”的水平——即使这意味着数百万年轻人今天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明天也不太可能达到这个标准，他们将被剥夺获得文凭的机会？如果门槛应该设得更低，那么多低才算太低？
各州是否应通过多种文凭创建“多种途径”，为对职业和技术教育感兴趣的学生开辟道路？职业和技术教育学生应放弃哪些传统的大学预科要求，以便腾出时间进行真正的基于工作的学习？
我们是否应该给予学生更多选择权和自主权，让他们 喀麦隆 WhatsApp 号码列表 可以专攻、或者这是否有可能让美国重回《国家危机》之前的“购物中心高中”模式？
我们应该如何在学术要求与衡量学生阅读、写作、数学和学科知识以外的能力之间取得平衡？学生需要具备哪些“社交和情感”技能才能毕业？如何避免这些技能被政治化？
我们该如何应对学生进入高中时准备程度的巨大差异？新系统是否允许准备好应对高级内容的学生这样做，即使这意味着进一步按照成就、种族和/或阶级进行分层？
我不是唯一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Rick Hess 和 Jay Mehta 最近也在他的教育周博客上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Rick 解释了放弃卡内基单位的基本理由：
对教学时间的严格衡量已将“课堂时间”具体化为高中教学的通用衡量标准。在《伟大的学校反思》一书中，我注意到著名历史学家戴维·泰亚克和拉里·库班曾指出，卡内基单位“冻结了时间表，将知识分成了独立的盒子，并创造了一种更适合银行而非学校的会计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