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角度来看，法律史与比较法以法律现象的语境主义视角联合起来，代表了两门学科，旨在批判性地参与公共辩论及其机构的非政治化
动态。 关于一些所谓的比较法律史项目，例如，、俄罗斯和东欧的经验，索尔迪（542 ff.）强调了此类工作的复杂性——只有部分是容易解决的：最重要的是，抵制放弃自己的国家“特殊性”（以及欧洲背景下的特殊性），以及需要总结的几乎无穷无尽的材料（来源、时代、地理背景、机构、作者）。类似的困难也出现在古代权利
的比较史学中，对此斯托尔菲（551 ff.）提供了清晰的表述，并增加了另一个考虑因素，即需要在近似的方案中减少几个世纪以来展开的事件；然而，这一操作驳斥了关于彼此相距甚远、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可能无法比较的背景虚构重叠的解释。 最后，为了结束这个系列，Zeno-Zencovich
(575 ff.) 提出了一条“当代司法史”的路径，这条路径应该在“微观历史”（单个重要的程序事件）和“宏观历史”（背景、周围的社会动态和影响、所考虑的司法机构）之间交替，并且很快也成为法律比较的沃土。只是因 塞内加尔 数字数据 为对司法维度的关注——正如作者所期望的（微观和宏观）——也导致考虑所谓的先例链——用德沃金的话来说——以及它们对政治社会和法律体系的共同影响。
在阅读完本读物后，只剩下简短的思考。尽管本书汇集了各种各样的文献，对其适当而明确的归纳显然只能留给读者，但似乎可以说，研讨会的组织者（本书的汇编就是从研讨会中选取的）促进了比较，在比较中，法律史学者和比较法学者成功地充分理解了斯特凡诺·罗多塔在其富有启发性的《民事责任问题》一书中开头提出的一些话的含义：
“在有关传统主义的辩论中，经常会发生两个不同的问题被混淆的情况：一方面是实证法学家必须对罗马法采取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同一法学家必须考虑社会事实的方式。 […] 而当人们以愤慨的语气讨论这些言论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用更符合时代现实的方案取代罗马主义方案是一回事，否认罗马法的文化重要性则是另一回事。因此，传统与历史上已知的环境的文化体验相一致：它不是一面舒适的屏幕，在它的庇护下顺从和懒惰可以蓬勃发展，而是对事实的真实维度的认识”。